在中国，稳定压倒一切。只有保持政治稳定，才能谈得上经济发展与利益集团的“贪污”。否则，桌子掀翻了，谁都没有好果子吃。控制通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率。铁公鸡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与历史意义，尤其是高铁建设。因此，只有抑制一些地方政府对房产投资的冲动来缓解通胀的蔓延。
对于中国来说，外汇占款条件按下，货币政策不具有独立性，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效果欠佳，只能通过激昂地货币流通速度来抑制通胀。因此，采用限贷、限购等行政手段可以降低房产业的货币流转速度，从而降低通胀率。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农村劳动力面临枯竭（请参考中国农业大学的实际数据），劳动力成本必然长期处在上升渠道，从而引起企业利润率的下降与通胀率的提高，间接影响金融业的稳定性。因此，2012年必然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房产调控来降低房产业对金融系统的冲击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世界金融五百年》指出，美国几年来的弱势美元政策已严重影响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尽管美国人制造了欧债危机，暂时让美元相对走强，但美元信用及其地位已严重削弱。欧元、海元以及人民币都欲与美元试比高，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成为大国策已成必然之势。人民币升值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路径。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经超过30%。在人民币渐进升值虽然对出口经济有很大影响，但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为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但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很有可能国际游资为了套利而大量涌入，热钱流入造成更为严重的资产泡沫，比如房产泡沫，虽然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但在热钱外流后，泡沫必然破裂，金融系统将崩溃，从而引起动摇中国根基的经济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都成空谈。因此，决策层必须要未雨绸缪以行政手段冷却过热的房产市场。
此外，中国经济的地区不平衡已开始对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造成了局部影响。通过行政手段调控楼市还具有引导资源流向，缩小地区差异的目的。决策层的限购政策对不同体量不同地区的城市明显区别对待。对那些人口过多，资源吸引力过强的超大城市调控较为严厉，而人口较少，资源欠缺的城市调控则较为宽松。全国一盘棋，这样才可以有效地将人口从超大城市引入到中小城市，从而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人口数量上合理布局。
这十多年以来，房产价格的暴涨严重拉大了本已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积累了严重的阶层矛盾，在某些地区甚至造成了政治动荡与官民的激烈冲突，从而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最近这些年，世界风向开始左转，很多国家与地区因过大的贫富差距造成政治动荡与政权瓦解并逐渐形成蔓延之势，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大资本控制的超级霸权国家也无法完全左右自己国内与其他重要国家的政治局势的发展与演变，更何况中国。因此，通过行政手段控制房产的决心与态度更多的取决于一种倒逼式改革的政治任务，一种稳定执政基础的政治任务。
以血汗工厂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模式已无法再持续下去了。因此，产业升级是未来10到20年决策层关心的头等大事。但一些地方政府却躺在土地财政上裹足不前，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之间在激烈的博弈着。对于决策层来说，只有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才能逼迫地方政府下苦功启动产业升级的过程。决策层相信，我们也相信，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也有办法按决策层的意图行事。
有些人认为，地方政府负债过高，只能以房产为融资平台来缓解债务问题，因此房产调控必然失败。但按照国家主权货币理论，主权国家的政府负债并非坏事，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成功之后，政府负债是一个必然结果。在本文，我们不再赘述这一问题。
总而言之，如果这次长期的房产调控失败的话，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决策层的政治威信也将付之东流。因此，房产调控不仅关系到房产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也关系到中国政治稳定的大局。
